当反腐承诺逐渐淡去：菲律宾正面临问责缺失的问题

菲律宾政府在逮捕与洪水控制丑闻相关的高层人物方面的努力暴露出的问题远不止错过的截止日期——它揭示了公众期望与制度能力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总统费迪南德·R·马科斯 Jr. 承诺在圣诞节前采取果断行动，但数周后，只有中层官员和承包商被拘留，而涉嫌不当行为的高级受益人仍然逍遥法外。

没有人想看到的模式

截至12月，已有87人面临刑事和行政指控，其中23人在法院正式起诉。承包商Cezarah Rowena C. Discaya在宿务Lapu-Lapu市监狱因国家调查局（NBI）发出逮捕令而被拘留。三名前公共工程和高速公路部工程师仍在参议院的羁押之下。然而，前党派代表兼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前主席Elizaldy S. Co仍在国外潜逃，他的护照已被取消，他面临涉及约50亿比索的贿赂的多项贪污指控。

这种差异讲述了一个故事。马卡蒂大学政治学教授Ederson DT. Tapia指出，“让人不安的不是逮捕没有发生，而是它们以一种非常熟悉的方式发生。”调查似乎在取得一定进展后便陷入停滞——这是公众所认识到并感到愤怒的模式。

超越数字：信任悄然流失

在洪水控制案件中，后果比抽象的金融丑闻更为严重。“当资金被挪用时，社区不仅在纸面上失去钱财。他们失去家园、安全和尊严，”Tapia解释道。对那些策划此类阴谋者的不作为，不是程序上的延误，而是选择性执法。

数字反映了这种侵蚀。据社会天气站（Social Weather Stations）数据显示，马科斯总统的净信任度从10月至12月的+7下降到-3。在他的任期内，负面信任首次超过了正面信任。亚典耀马尼拉大学（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政治学讲师Hansley A. Juliano警告说，“除非有人被逮捕（字面或比喻地），否则这种停滞不会带来任何新变化。”

体制根源，而非个人失误

大规模腐败很少通过孤立的行为者运作。Tapia指出，精英网络和政治庇护是结构性推动因素——这些关系利用延误、复杂性和程序距离作为武器。随着案件拖延，低级人物承担后果，而高级策划者则保持隔离。

负责调查的基础设施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Infrastructure）本身也变得具有争议。辞职和对透明度与独立性的质疑削弱了本应重建信心的机构。

菲律宾马尼拉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Carl Marc L. Ramota强调了一个制度现实：“虽然我们欢迎对几名DPWH官员和承包商的起诉，但事实仍然是，没有任何高级公务员因腐败指控被逮捕。”长时间的拖延可能导致证据丢失、证人流失，并进一步削弱制度信誉。

更广泛的计算

Juliano指出，特别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盟友在2028年选举前正巩固支持。一个削弱的政府通过未解决的丑闻和根深蒂固的庇护模式失去动力。

然而，德拉萨尔大学（De La Salle University）法律与商业教授Antonio A. Ligon呼吁保持克制。司法系统对正当程序的重视、季节性行政因素以及监察院（Ombudsman）资源限制都减缓了程序的推进。缺乏协调一致的全政府行动仍然存在。

现在的问题是，制度改革是否能在公众信任彻底流失之前加快问责进程。政治意愿的天气远不及结构性变革——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