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虛擬人服務管理辦法徵求意見：「以人為本」、劃定邊界、錨定航向

撰文：張烽

一、技術狂飆與治理滯後，數字虛擬人服務邊界何在？

當 AI 驅動的虛擬主播 24 小時不間斷帶貨，當政務服務大廳的「數字公務員」耐心解答疑問，當醫療科普領域出現永不疲倦的「AI 醫生」，我們正見證一個由數字虛擬人深度嵌入的社會新圖景。數字虛擬人憑藉其低成本、強交互、高效率與全天候服務的顯著優勢，已快速成為驅動智能經濟發展的關鍵抓手。從電商直播到文旅宣傳，從醫療科普到政務諮詢，其應用場景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與深度拓展。

然而，技術的狂飆突進往往先於規則的建立。當虛擬形象能夠以假亂真，當 AI 對話可能隱含偏見，當自主進化的智能體（Agent）行為難以預測，一系列尖銳的問題隨之浮現：數字虛擬人的服務邊界究竟在哪裡？其行為責任應由誰承擔？在追求效率與創新同時，如何確保技術發展不偏離「以人為本」的軌道？這些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關乎社會信任、倫理底線與長遠發展的治理命題。近期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公布的《數字虛擬人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辦法》），正是對這一系列時代之問的集中回應。

二、多重風險交織，呼喚系統性規範與「技術向善」準則

數字虛擬人服務之所以亟需劃定邊界，根源在於其發展過程中暴露出的多重、交織的風險與挑戰。

首先，是安全與倫理風險。深度合成技術使得偽造身份、散布虛假信息、進行情感欺詐的門檻大幅降低，可能侵害個人權益、擾亂社會秩序，甚至威脅國家安全。

其次，是責任歸屬模糊的風險。數字虛擬人的行為由算法驅動，其設計者、開發者、運營者、使用者之間的責任鏈條複雜，一旦發生問題，容易陷入「算法黑箱」與責任真空的困境。

再者，是數字鴻溝與偏見固化的風險。如果算法訓練數據存在偏差，數字虛擬人可能無意識地放大社會既有偏見，或在服務中形成新的歧視。

更為深遠的是，隨著如 Rotifer 智能體自主進化協議等前沿技術的發展，具備一定自我學習和演化能力的智能體可能出現超出預設目標的行為，其長期社會影響充滿不確定性。

這些風險並非孤立存在，它們相互關聯，共同指向一個核心矛盾：技術進步的巨大潛力與現有治理框架的滯後脫節。因此，出台《辦法》不僅是應對具體亂象的「滅火」之舉，更是為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夯實底層邏輯，是對「以人為本、智能向善」核心理念的制度化踐行。

三、全流程規範與責任穿透，構築「以人為本」的治理框架

面對上述挑戰，《辦法》構建了一套以「全流程規範」和「穿透式責任」為核心的治理框架。其核心對策可概括為「劃底線、明主體、強監管、促向善」。

第一，明確劃出不可逾越的安全與倫理底線。《辦法》詳細列舉了禁止利用數字虛擬人從事的行為，包括但不限於危害國家安全、損害公共利益、侵害他人合法權益、傳播虛假信息、擾亂經濟與社會秩序等。這為所有市場參與者設立了清晰的紅線。

第二，確立並穿透各類主體責任。辦法明確了數字虛擬人服務提供者、技術支持者、內容生產者及用戶等各方主體的責任義務，要求服務提供者履行備案、標識、內容審核、數據安全、應急處置等主體責任，實現了責任鏈條的閉合與可追溯。

第三，強調「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這要求數字虛擬人的設計、開發與應用，必須尊重社會公德和倫理道德，保護用戶知情權與選擇權，避免濫用用戶數據和進行過度個性化推薦，確保技術服務於人的全面發展。

第四，貫徹「技術向善」宗旨，在規範中鼓勵創新。《辦法》並非限制技術發展，而是通過劃定安全區，為負責任的創新提供穩定預期，支持產學研協同，引導資源投向符合倫理、提升福祉的應用方向。這套組合拳，旨在將「以人為本」從抽象理念轉化為可操作、可監管的具體規則。

四、短期陣痛與長期利好，為智能經濟注入確定性

《辦法》的出台與實施，預計將對數字虛擬人產業乃至整個智能經濟生態產生深遠影響。

短期內，行業可能經歷合規成本上升、部分野蠻生長模式受限的「陣痛期」。企業需要投入資源進行技術整改、建立內部審核機制、完成備案流程，一些打擦邊球的應用場景將被迫調整或退出。

從長遠看，這種規範帶來的「確定性」紅利將遠超短期成本。首先，它極大地提升了行業信譽與社會接受度。明確的規則消除了公眾對技術濫用的普遍擔憂，有助於建立用戶信任，這是產業規模化發展的社會心理基礎。其次，它優化了市場競爭環境。通過清除低質、違規的競爭者，將市場資源和用戶注意力導向真正具備技術實力和合規意識的企業，促進優質供給。再者，它為資本和技術研發提供了清晰的方向指引。投資者和研發機構可以更有信心地將資源投入那些符合政策導向、具有長期社會價值的領域，如教育、醫療、養老、文化傳承等。

最終，一個規範、健康、可持續的數字虛擬人產業生態，將成為「人工智能+」行動深化拓展的堅實底座，有力支撐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和智能經濟新形態的打造。从宏觀層面看，這也是我國在人工智能治理領域進行的重要制度探索，為全球貢獻了平衡創新與治理的「中國方案」。

五、規則落地面臨挑戰，技術迭代持續帶來新考題

儘管《辦法》構建了基本監管框架，但在具體落地執行中，仍面臨技術融合、責任認定、標準缺失、技術迭代等若干不容忽視的問題與風險。

首要風險在於技術監管的複雜性。數字虛擬人技術融合了 AI、圖形渲染、自然語言處理乃至區塊鏈、量子網絡等多種前沿技術，其行為模式動態複雜。監管如何既能有效識別違規內容與行為，又不至於過度干預、阻礙技術創新，對監管科技（RegTech）的能力提出了極高要求。

其次，責任認定的實操難題依然存在。例如，當一個基於開源技術生態開發的數字虛擬人出現問題時，其責任在開源社區、模型微調者、應用集成商和最終運營者之間如何精確劃分？

再次，標準體系的缺失是一大短板。關於數字虛擬人的身份標識、倫理評估、算法透明度、性能測試等方面，尚缺乏統一、細化的行業標準與國家標準，可能導致各地執法尺度不一，影響公平性。

最後，也是最具根本性的風險在於，技術本身的快速迭代，特別是 Agent 自主性、多智能體協作以及未來可能與量子計算等結合帶來的能力躍遷，將持續挑戰現有規則的前瞻性與包容性。規則需要具備一定的彈性，但彈性與剛性之間的平衡點難以把握。這些風險提示我們，治理是一個動態演進的過程，不可能一勞永逸。

六、治理與技術協同進化，邁向「負責任的智能化」未來

展望未來，數字虛擬人服務的治理將與技術本身呈現深度協同進化的趨勢。

第一，治理將日益「技術化」和「智能化」。監管方將更多利用 AI 技術進行監管，例如開發深度偽造內容檢測平台、建立數字虛擬人行為監測網絡，實現「以技治技」。區塊鏈技術可能被用於建立不可篡改的數字虛擬人身份標識與行為存證鏈，增強可追溯性。

第二，開源技術生態將在合規創新中扮演關鍵角色。健康的開源社區可以推動形成行業最佳實踐、共享合規工具包（如倫理審查算法模塊），降低中小企業的合規門檻，使「技術向善」的準則通過代碼嵌入技術底層。

第三，標準與認證體系將加速建立。預計在《辦法》的指導下，行業協會、標準組織將牽頭制定從數據、算法到應用、評估的全套標準，並可能發展出第三方倫理認證機制，成為市場選擇的重要參考。

第四，治理焦點將從「事後處置」更多轉向「事前預防」和「事中干預」。通過對訓練數據集的偏見審核、對算法目標的倫理對齊（Alignment）、對智能體行為的模擬沙盒測試等，將風險控制在萌芽狀態。特別是對於 Rotifer 這類強調自主進化的協議，其治理邏輯可能需要借鑑「安全圍欄」或「憲法 AI」的思想，為智能體的自我演化設定不可違背的核心原則。

最終，我們迎來的將不是一個被規則束縛而停滯的產業，而是在「負責任的智能化」軌道上行穩致遠的未來。數字虛擬人將真正成為提升生產效率、豐富文化生活、優化公共服務的人類夥伴，而非不可控的風險源。這一進程，始終需要政策制定者、技術開發者、企業與社會大眾的持續對話與共同構建，其核心錨點，正是那份歷久彌新的「以人為本」的價值承諾。